日前，民進黨召開中常會通過所謂“中國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由現任黨主席蘇貞昌兼任召集人。由于該機構的名稱、角色以及功能都不如外界期待，該機構對民進黨轉型的正面意義有限，外界普遍認為該機構將不能適應兩岸發展新局。另一方面，雖然蘇兼任召集人主要是出于權謀考慮，但缺乏魄力的假改革很困難導致兩面不討好的窘境，帶來真真切切的政治“悲劇”。
“中國事務委員會”不如預期
一是名稱定性“中國”而非“兩岸”。大陸“十八大”報告中首度提到“對臺灣任何政黨，只要不主張‘臺獨’、認同一個中國，大陸都愿意同他們交往、對話、合作”，充分展現大陸適應兩岸新局、正視綠營民意的胸懷與誠意。對此，民進黨內主張兩岸交流的人士包括剛剛登陸歸來的首席中常委謝長廷、曾訪問大陸的現任高雄市長陳菊、主張“大膽西進”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等都希望要成立機構的名稱前綴使用相對中性的“兩岸”或“大陸”，在國民黨已經使用“大陸”的情況下，命名“兩岸事務委員會”可以展現兩岸交流的善意，更可以為民共交流拓展空間。但是，民進黨中央忌憚“臺獨”深綠勢力的反彈，自始至終始終堅持“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名稱，反映出其“臺獨”意識型態僵化保守。
二是角色定位“整合”而非“交流”。民進黨2012年“大選”失利，“最后一哩路”就是兩岸政策無法讓民眾放心。為此，蘇擔任黨主席后，提出先設立“中國事務部”，負責兩岸論述的材料搜集與分析，再進行一系列座談以凝聚共識，最后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檢討兩岸政策。對此，外界普遍給予高度期待，尤其是謝長廷登陸之后，呼吁盡快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并將其作為民共交流平臺的聲音高漲。然而，立場頑固的“獨”派、深綠勢力強烈反彈，民進黨前主席游錫堃、姚嘉文以及“一邊一國連線”成員、臺北市議員江志銘等連日來不斷批評謝，并向蘇施壓，還叫囂取消“中國事務委員會”，加上“臺聯黨”高調配合，個性保守的蘇貞昌最終選擇向“獨”派妥協，將其定位為“整合黨內兩岸機制的平臺”，而非民共交流的平臺。
三是功能定調“幕僚”而非“決策”。該機構取消“主委”一職，改設召集人，表明該機構并不需要決策負責人，并非以出臺兩岸政策新論述為目標，而只是把大家聚集起來討論而已。同時，該機構設置5項要點包括，分析中國大陸情勢、檢討因應兩岸關系、檢討因應兩岸政策、擬定與中國大陸交流策略、分析區域政經情勢等，都彰顯幕僚機構的特點，與已經成立的“中國事務部”的功能有所重疊，還有為民進黨人士登陸設置限制條件的指向意涵。有民進黨“立委”指出，“中國事務委員會”實質意義不大，“讓人有點失望”。
綜上，雖然為展現其改革姿態，民進黨中央還特意表示，在設置要點中已有5次提到“兩岸”，等于展現間接善意。但蘇領導下的民進黨對兩岸關系認識僵化，不可能進行兩岸政策轉型，頂多是策略層面趨于務實，仍難脫離民進黨1999年通過的“臺灣前途決議文”基調。
機構出臺背后的權力邏輯
一方面，蘇意圖主導民進黨兩岸政策話語權。民進黨是派系共治，不同派系對于兩岸政策有不同態度，大致可分為改革派、基本教義派以及保守派。謝系、蔡英文勢力、許信良人馬以及以陳菊為代表的部分新系，可歸類為改革派；以游系、扁系、“獨”派為代表，屬于基本教義派；而以林濁水為代表的部分新系及蘇系雖然主張因應情勢變化，但立場與改革派相比更加保守，可稱之為保守派。由于目前黨內有關兩岸政策的共識性文件仍是1999年通過的“臺灣前途決議文”，而兩岸交流的情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派的聲音逐漸擴大。尤其是，謝長廷登陸并提出“憲法共識”，開創民進黨正視兩岸交流的新一頁，獲得外界正面響應，但也引發基本教義派與改革派論戰，一時間，黨內路線之爭成為媒體焦點。
蘇趁勢以黨主席身份兼任召集，主要出于穩定局勢的需要，同時也借機鞏固自身地位。首先，謝已經提出“憲法共識”，而蘇定位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又是“整合黨內意見”而非“兩岸交流平臺”，謝兼任“主委”，勢必引發改革派與基本教義派之間更大范圍爭論。蘇若放任黨內分歧擴大，或情勢發展到逼迫蘇表態時，蘇將缺乏戰略回旋余地。其次，謝登陸后引發以游錫堃為代表的基本教義派反彈，謝、游兩大“天王”互相批判，蘇以黨主席身份兼任召集人可在謝、游兩岸論戰中充當裁判，彰顯黨主席權威。
另一方面，蘇也有借機“卡住謝、壓縮蔡”的考慮。首先，蘇貞昌與蔡英文兩大陣營的較量是民進黨未來權斗的主線，蘇占據黨機器平臺，蔡則擅長包括兩岸論述在內的政策論述。蔡退出民進黨權力核心之后，通過周游列國、就重大政策發聲等系列動作進行政治保溫，近期又借倡議召開“國是會議”博得廣泛贊譽，加上其不斷充實的兩岸政策主張無形中對不擅兩岸論述、避免就兩岸政策表態的蘇形成壓力。蘇主導“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平臺，并且邀請蔡作為委員加入，就是要將蔡的意見納入到黨的體制內，統一黨內發言口徑，強化自身權威的同時削弱蔡的空間。
其次，在蘇蔡較量的過程中，蘇一度為拉攏謝而有意釋出“主委”的位置給謝，但以“智多星”著稱的謝憑“調酒之行”訪陸后，已搶得民進黨兩岸交流的頭籌。蘇擔心若真的將“主委”位置給謝，謝會主導民進黨兩岸論述，從而使蘇面臨邊緣化的境地。同時，蘇篤定謝具有強烈的政治企圖心，再加上謝多次與自己敵對的教訓，長期沉淀的“蘇謝心結”并未真正解開，蘇并不愿意看到謝憑借“主委”一職東山再起。
缺乏魄力或將釀成“悲劇”
蘇在不愿意真正進行政策調整的心態下，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看似有諸多權謀算計，但也面臨極高的政治風險。
首先，未能討好呼吁改革的民意。黨主席兼任召集人意味著蘇要對爭議性極高的兩岸政策論述負全責。由于民進黨內兩岸政策面臨轉型已經是大勢所趨，如何轉型、在多大程度上呼應主流輿論與中間選民的訴求，如何面對基本教義派的阻撓，對于毫無兩岸論述經驗的蘇而言，都是極具挑戰的事情。如果蘇只是做做樣子，并不能呼應改革訴求，蘇保守的形象將會被強化，終會被選民唾棄、被時代潮流所拋棄。目前看來，蘇的所作所為并不能起到改革的效果，相反還遏制了黨內改革的聲音，不僅未獲大陸方面重視，主流輿論也評價消極。《中國時報》稱，蘇貞昌此舉不但未獲得掌聲，反而換來陣陣嘆息聲。
其次，“獨”派也不領情。游錫堃表示，民進黨與中國大陸的交流及接觸，已有“中國事務部”，所以他對設這個委員會持保留態度。民進黨籍臺北市議員江志銘批評，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不是政策調整，是投機、投降，未來如果全黨因此被大陸“牽著鼻子走”，不但民進黨前途堪慮，臺灣的未來更是黯淡。有輿論指出，蘇兼任召集人致使“萬千壓力集于一身”，反給自己增加“新麻煩”。
最后，此舉可能促成“謝蔡聯盟”。吳子嘉專文“蘇貞昌背信”指出，蘇為換取謝長廷在黨主席選舉期間“保持中立，不支持特定候選人”，曾承諾在上任后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并邀請謝擔任該委員會的召集人。在謝履行諾言后，蘇卻翻臉不認帳，是名符其實的“背信”。此舉逼迫謝另辟途徑與大陸交流，嚴重阻礙謝作為政治人物追求價值實現、歷史定位的理想，讓謝大為感慨，稱“人類的悲劇，就是情勢變更，但人不變更”，也直接影響黨內第三大派系謝系的生存空間。而蔡陣營最缺乏的就是謝系這樣有組織的黨內力量，謝、蔡原本就有過聯手抗蘇的合作經驗，對于兩岸想法又更趨一致，因此，無論是對謝個人還是謝系成員，謝蔡聯盟都可能成為最佳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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